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导论：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交织

三、两种分析框架：文化主权、文化霸权、文化软实力

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的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只始于全球化。在世界发展地域限制尚未打破的时代，维系特定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特定文化也具有生成、发展、兴衰的自然逻辑，但多出于内生性因素或周边国家之间的互动。文明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往往需要较长时间，全球化打破了这种安全结构的时空因素，从而成为现代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扩散的重要机制。文化安全机制的变迁是全球化影响的结果。但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篮球 NBA 美国文化霸权主义 软实力 文化入侵，全球化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产生了不同的形态，客观上并不是单向不可逆的过程，学术界开始关注本土化力量，尤其是文化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文化安全开始关注内生性力量。由此，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出现了两条明显不同的研究路径：注重外部因素的“文化主权—文化霸权”分析框架；和注重内部因素的“文化软实力”分析框架。

一、“文化主权—文化霸权”的分析框架

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许多学者对文化安全的研究，是建立在不同学科之间的互动关系之上的，或者可以说是基于“国家利益”来研究文化安全问题，如吴明君的《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文化主权问题》、薛宝林、单守金的《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文化主权问题》。一些学者从这个角度对“文化安全”作出了定义，认为文化安全本质上是文化主权的安全[14]，实质上是指一个国家针对外来文化对自身文化的渗透、入侵和控制，通过反渗透、反入侵、反控制，维护本国人民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社会制度的完整性、独立性和连续性。[15]也有学者提出，文化安全就是自身“民族—国家”的“基本价值”和“文化特质”在全球化趋势下不至于逐渐消失或退化的“安全感”。[16]基于这种考虑，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主权与文化霸权”成为一种研究分析范式。

这一系列的研究篮球 NBA 美国文化霸权主义 软实力 文化入侵，可以简化为“文化主权—文化霸权”模式，但其中往往会包括一个背景研究——文化全球化，因此可以从文化全球化、文化主权、文化霸权（文化帝国主义）三个层次展开。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文化全球化”？是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地位和发展模式的改变？是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关系和主体实践的延伸和深化”？[17]是“西方现代文明扩张的重大成果”？[18]还是全球化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发展运动的特殊表现？在国外，关于“文化全球化”理论的讨论仍在继续。在国内，这种概括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并由此成为相关理论研究的背景。国内学者多分析了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冲突、文化同质化的可能性以及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帝国主义的关系。走出具体的主体间性的对立，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文化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入全球化时代的现象和产物。它是指世界各国各地区结束闭关锁国的状态，文化领域的合作与交流逐渐变得更加广泛、频繁和深入，使共同的文化样式逐渐普及和推广并成为全球标准的状态和趋势。[19]全球化文化，或者说文化的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重大现实。因此，在这一趋势下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应当从全球性和历史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在国外“文化全球化”理论的发展中，有三种观点对国内学者拓展理论研究视野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应把全球化看作社会生活深化“文化化”的一种形式[20]。罗兰·罗伯逊将全球化视为一种社会文化“体系”；二是“全球化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三是全球文化研究方法的提出[21]。

文化主权是全球化对一国国家安全挑战最突出的领域。由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无论在产业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对主权国家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现实威胁。[22]学术界对文化主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主权的本质和特征上。至于其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文化安全就是文化主权安全，二是认为文化安全主要以文化主权为基础。就文化主权的本质而言，就是现代民族国家将本民族文化的风俗习惯、信仰和价值观上升为国家意志，对本民族文化拥有最高的、独立的权力和权威。[23]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国内外文化政策，处理一切国内外文化事务，不受任何外来干涉”。[24]在通常意义上，文化主权主要指国家保护传统文化的权力；在抽象意义上，文化主权主要指不同文化形态在国际社会中享有的平等权利。[25]文化主权中的专利权、知识产权等可以通过“原本与国界无关的科学知识”转化为有形的国家经济财富，为国家带来巨大的垄断利益。[26]文化主权不同于经济主权和政治主权，其特点是发散性、多面性，以及主权侵蚀的隐蔽性[27]。当前文化主权研究中主要有两种文化主权理论：要么是依附于传统国家主权理论的主权内容论，要么是缺乏自我意识的文化政治理论的国际贸易论。文化主权理论应当从文化政治理论中的文化主权视角进行建构，从而成为“软实力”的理论基础[28]。

在国内学者的研究领域中，文化霸权是一个与文化主权相对应的概念。“文化主权”与“文化霸权”冲突的本质在于，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弱化国家文化主权，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试图将本国利益置于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之上；民族国家则坚持“国家主权”和“国家文化主权”，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实现民族文化的更新与融合，增强“民族性”并体现“世界性”。[29]文化霸权的话语和市场价值的普世原则，使得作为全球主导文化的西方文化在客观上对其他文化构成现实威胁，而全球文化的同质化倾向则对本土文化构成心理威胁。东西方国家之间强弱文化的差异，给各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安全需求。 [30]强势文化是我们在文化霸权之外面临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现实，但同时也要区分，强势文化的这种“培育”效应容易产生政治同化，进而产生文化霸权，但它并不等同于文化霸权。[31]佩里·安德森在讨论全球历史中霸权的演变时提出，应该区分两种不同的权力：支配与霸权。支配（）是一种通过武力而产生的权力[32]，霸权（）是一种通过共识而产生的权力。葛兰西所定义的霸权，其核心在于其意识形态性质，是一种基于文化优越性的权力体系，也就是知识和道德的主导权，或称“话语权”。

以上关于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主权与文化霸权的理论研究，在理论上都试图解决融入世界/保持自身身份的困境，在现实中寻求趋利避害的战略选择。这一研究框架是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主要模式，但应从全球视野、从更加动态的视角进行理论研究和战略分析。从“文化主权”与“文化霸权”的并置与对立来看，美国文化霸权恰恰是美国文化主权的体现和延伸，一方面有效拓展了美国的文化主权和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也集中体现了美国作为大国的文化软实力及其巨大的政治效应。世界各国对美国文化霸权的批判与抵制，恰恰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美国文化本身的强大。 [33]基于“中国问题”的认识，如何把握文化对外开放的尺度，建立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适应机制，既能利用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带动自身经济文化的发展，又不让文化全球化侵蚀自身的文化主权，以较小的文化主权换取自身文化最大限度发展所需的时间和空间。通过最大限度争取自身发展所需的时间、空间、资金和技术，在提高国家经济实力的同时篮球 NBA 美国文化霸权主义 软实力 文化入侵，也提高综合文化实力，从而在新的历史高度上重构新的国家文化主权。这将成为全球化中不处于主导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在文化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困境。[34]

二、“文化软实力”分析框架

另一条研究路径，是在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基础上，在国家层面对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安全的内生性和外生性问题进行理论探讨。这一取向的一个明显趋势是采用“文化软实力”理论的分析框架，如姜凤艳、王凤臣、吴淑霞等人的《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安全体系构建》。这一转变表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关注点已由外生性因素转向内生性因素。

“软实力”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理论，强调国家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层面的号召力。相比之下，国内文化软实力研究的内涵有所拓展，其指涉已经超出了国际政治研究的国家主体性，甚至有研究内容泛化的倾向。学者王红英对国内软实力研究与奈的理论侧重点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认为奈对美国软实力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大众文化和政治模式上，而中国学者对中国软实力的讨论则集中在传统文化和经济发展模式上，涉及民族凝聚力、社会公平、政治改革、道德标准、反腐败等内容。[35]根据《2009年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情况分析》，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研究主要以现状分析和对策研究为主，占全部471篇文献的90.23%。 [36]以提升“文化软实力”促进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论证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形势及其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二是从专业领域的视角，寻找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途径，抵御文化侵蚀。[37]更准确地说，本研究框架涵盖的范围，应概括为“综合文化国力”。[38]鉴于学界相关研究均采用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为便于统一，采用这一概念。

作为国家文化安全内生因素的研究，许多学者对其内部结构进行了分类。例如，有学者认为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是国家文化三大构成要素——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国家主流文化之间保持动态平衡。[39]韩元将其结构分为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国际文化环境、国家文化实力、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本文在多种结构分析的基础上，将其内部结构划分为国家文化实力，包括文化政治安全、文化经济安全、文化认同安全、文化生态安全和文化能力安全。

文化安全与政治安全的首要问题是全球化对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事实上，全球化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因为它试图基于一种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有效地服务于某些利益的新全球想象来重构世界”。[40]张骥的专著《中国的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战略》完全是以全球化影响为中心的分析。他提出，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国家政治认同和意识形态整合，是执政党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前提和理论基础，影响国家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对外关系的走向。第二个问题是价值观安全。俞发生著《文化安全：社会核心价值观转型与传播的视角》一书是这方面的比较深入的研究成果。胡惠林主张在文化安全中区分传统文化安全与非传统文化安全。传统文化安全以意识形态为基础，有明确的行为主体和意图，而非传统文化安全则无明确的行为主体。此外，胡惠林教授还将文化权力分配、文化权利保障、文化制度安全等归入文化政治安全的范畴。

文化经济安全是胡惠林提出的概念，指文化经济实体在遭遇内外威胁以及无法预见、难以预测的因素影响时，以经济形式生存和发展的能力状态。[41]事实上，自2000年以来，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前后，一系列关于中国文化产品贸易的研究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相关研究都探讨过这一问题。最初的研究重点是“中国文化贸易逆差”，主要研究文化产品进出口的数量、结构以及政策应对。当时，更多的是关注外部经济威胁，较少关注内生的文化经济不安全因素。后来的研究开始关注经济手段（文化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国内外经济、社会、文化关系的综合影响，其中不乏乐观的判断，如判断中国文化产业将逆市崛起等。 2012年上海交通大学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数据否定了这一判断的准确性。文化产品、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安全不仅是国家文化安全、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文化安全利益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国家文化安全视角看，文化认同安全包括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以共同的文化认同为前提。没有共同的文化认同，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就会失去必要的凝聚力。[42]民族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深层源泉，是民族国家完整性的文化基础。民族文化及其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基础，是民族与国家之间的重要纽带，也是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来源。[43]当今中国，文化规范和文化认同的最高形式是民族认同。[44]关于全球化对文化认同安全的影响，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是，国内多数学者认为，文化全球化客观上解构了发展中国家和民族群体的身份认同，从而引发文化安全问题。例如，涂浩然、吕立刚认为，随着全球化浪潮延伸至文化领域，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不仅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挑战和威胁，而且陷入内部民族文化认同危机的困境。[45]英国学者巴里·布赞认为，认同蕴含着强烈的碎片化逻辑，这使它成为最不全球化的因素，也最不容易受到全球化的影响。[46]这两种不同的观点，都是基于对全球化/本土化力量的强​​调。在全球化进程中，综合文化实力薄弱的民族国家面临着重建认同的迫切需要。然而，根据斯宾格勒（）的观点，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在另一种文化的土壤中真正复兴，文化的生命在于特定空间内的内生力量，全球本土化的过程，必然是文化多样性辩证发展的阶段。特定的民族国家如何在当前历史进程中巩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文化认同、解决好多元价值背景下达成共识的机制问题，是国家文化认同危机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文化生态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生存发展的一切内外部文化条件的总和[47]。目前，国内对文化生态安全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化资源问题上，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如《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生态安全——从端午节归属之争谈起》（唐洁，200​​4）；也有关于新媒体文化生态安全的研究，如《信息时代网络文化生态安全的危机与化解》（谢雪芳、臧志鹏，2008）。胡惠林教授把文明化、现代化过程中文化遗产的破坏作为文化生态安全的首要议题进行分析，也涉及语言安全对文化生态安全的意义。徐建在其博士论文《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研究》中提出，西方文化霸权对我国文化生态格局的渗透是全方位的。他考察了当代中国文化生态格局失衡的表现形式：主流文化关注度的下降；精英文化的没落；大众文化的兴起，以及这三种文化形态之间的冲突。韩振立的硕士论文《文化生态的哲学探索》对文化生态系统及其结构、文化生态系统的演变、文化生态系统失衡的主要表现进行了理论分析。汤红在其硕士论文《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生态美与中国文化生态位》中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提出了“文化生态美”的概念，即各文化单元文化生态价值均衡的相应自由实现。她认为全球发展的结果是全球文化生态系统整体的形成。中国文化应积极参与全球文化生态系统的运作，在开放、多元、共生的原则下实现对依赖模式和竞争模式的超越，实现理想的全生命模式，从而建构文化生态之美。按照胡惠林教授对文化生态的定义，目前的研究视角显然过于狭窄，而其理论的一个关键元理论就是文化多样性。

文化能力安全是国家和民族文化未来战略态势的决定性因素。理论储备不足、文化创新能力弱是从内部构成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因素[48]。国内学者韩元也提出了“文化强国”的概念，文化强国由文化势能、文化创新和文化传播三者共同决定。其中，文化势能由特定文化的生命力、文化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圈（文化共同体）的大小共同决定。文化势能越大，改变其境况所需的外力就越大；文化创新是文化强国建设的中心环节；文化传播是文化活力的直接体现。他认为，中国文化强国的构成中，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两大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整合性较差，基本处于“割裂”状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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